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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时代”的来临:“五四”与中国政治现代性的生成

2019年12月14日 00:36:00 浏览:52054次 来源:政治学人 供稿
编者按

        中国的运动时代并非造就于他国,而是形成于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中。本文兼采概念史与政治史视角,从思想观念与行为模式/政治实践互动的角度对五四运动做出进一步反思,探究其如何在从甲午到五卅发挥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使群众运动成为精英和民众参与政治生活的基本形式,并与”主义“话语相互激荡,共同塑造出独具特色的中国政治现代性。编辑部特推此文,以飨读者。

作者简介

        李里峰,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暨亚太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五四运动呈现以民众为政治之主体、直接行动与社会制裁、公共空间与公开行动、有力的组织和宣传、力求根本之解决等观念与行为特征,造就了非群众运动不足以救国的社会舆论,堪称“中国群众运动的起点”。从1895年到1925年,国耻事件不断累积,激发国人的救亡意识和民族情感。在强烈而持久的救亡压力下,“主义”话语和群众运动作为有效的思想与行动武器得以形成、强化和传播。五四运动的发生和扩散,将这一脉络推向由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代表和唤醒“群众”,以“主义”解释世界,以“运动”改造世界,逐渐成为各种新兴政治力量共享的行为模式,为20世纪中国的社会政治变迁奠定了基础,也塑造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政治现代性。

        1919年5月4日,北京3000多名青年学生因不满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而走上街头,一起划时代的历史事件由此拉开序幕。100年来,以“五四”为主题的著作和评论可谓汗牛充栋。五四运动的本质是反帝爱国,还是思想启蒙?五四精神的核心在于奋斗与牺牲,还是“德先生”与“赛先生”?五四健将们是摧毁中国文化传统的罪人,还是开创现代新传统的功臣?关于这一历史事件性质与地位的争论,似乎永远不会停歇。笔者感兴趣的问题是,“五四”何以成为并被视为一种“运动”?这种新型的政治行为模式对现代中国的政治转型和社会变迁产生了何种影响?近年来,已有学者注意到“五四”作为一场群众运动的重要意义。这些研究就“五四”的“运动”特征提出了有价值的思考,但探讨的重点仍在运动本身,至于群众运动如何成为社会各界广泛接受的政治理念和实践模式,尚有许多待发之覆。本文兼采概念史与政治史视角,从思想观念与行为模式/政治实践互动的角度对五四运动作出进一步反思,探究其如何在从“甲午”到“五卅”的“转型时代”发挥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使群众运动成为精英和民众参与政治生活的基本形式,并与“主义”话语相互激荡,共同塑造出独具特色的中国政治现代性。套用“主义时代”的著名论断,群众运动在近代中国兴起和盛行的过程,或可称作“运动时代”之来临。

一、“五四运动”的命名问题

        按照辞书中的定义,五四运动之所谓“运动”,系指“政治、文化、生产等方面有组织、有目的而规模声势较大的群众性活动”。在中国古代典籍如《易经》《尚书》及其注疏作品中,都出现过“运动”一词,其意涵大体如字面所示,或指世间万物的变化过程,或指个人身体的物理活动。19世纪后半期,《万国公报》《申报》等中文报刊提到“运动”,大多也是指物体位置之变化或个人身体之活动,如“电气运动”、“地球运动”、“机器运动”、“知觉运动”等,群体开展体育活动的“运动会”也开始见诸报端。

        20世纪初,“运动”一词继续用于物理运动、自然运动、生物运动、体育运动等场合,这一时期出版的许多物理学、动植物学、教育学、心理学等教科书,都设有专门章节介绍自然运动和生物运动的基本常识。与此同时,该词的社会政治意涵也逐渐凸显。《绍兴白话报》专门刊文解释这个现代白话词汇,将其用作及物动词,表示对他人进行说服和动员:“这运动两字,不是讲身体的运动,是讲去运动别人,要他相信。或者想得名者,就装规矩的样子,好使人敬重他,或者想谋机会,就用讨好的法子,好使人信用他。”《大革命家孙逸仙》记载,孙中山“以秘密会为运动之机关”,史坚如为惠州起事而“努力运动”。《清议报》报道:“英人某售银货于韩廷,欲借以运动一切。”这几处所谓“运动”,又有为达到某种目的而奔走活动之意。英人在厦门创办的《鹭江报》曾将白莲教、哥老会等秘密结社以及“革命党”的有组织活动均称为“运动”。

        这一时期,“革命运动”“独立运动”等具有现代政治色彩的用法也开始见于报端,但使用频率并不高,且大多用于介绍各国政治局势,如俄国、土耳其之“革命运动”,英国、日本之“示威运动”。武昌起义后,以“革命运动”来描述本国政治的用法开始流行。这些“运动”显然已经是指有组织、有目的的群众性政治活动。1903年拒俄运动期间,出现了“国民运动”的说法,由东京江苏同乡会创办的会刊《江苏》发表时评,称赞“对于俄约之国民运动”体现了“一种毅然独立之血诚”,此乃中国“前此未有之特色”。但这一概念短期内并未普及,要到十余年后才比较频繁地出现在《新青年》等报刊上。而在商业性报纸《申报》中,“国民运动”在1919年之前仅被使用寥寥数次,指称清末新政期间的立宪运动和民国初年的民众动员。

        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进程中,有过形形色色的“运动”。梁启超于1922年发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一文,认为中国人的知识进化有三个阶段:最初从器物上感觉不足,遂有师夷长技和西书翻译;随后从制度上感觉不足,遂有变法维新和废除科举;最后从文化上感觉不足,遂有西方社会政治思潮的译介和传播。他所提及的三个时期,在后来的历史教科书中通常被称作“洋务运动”、“变法维新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改革开放后作为经典教材广为流传的中华书局版《中国近代史》,辟有专门章节讨论洋务运动、维新运动、义和团运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立宪运动、护国运动、护法运动以及新文化运动。这些运动的主体与性质各不相同,有政府主导的自强革新(如洋务运动)或制度变革(如戊戌维新运动),有知识分子发起的思想启蒙(如新文化运动),有各阶层共同参与的爱国抗争(如五卅运动),也有革命政党领导的武力变政(如国民革命运动)。但在1919年“五四事件”之前和之后,社会各界人士对于“运动”的认知和接受程度可谓大相径庭。

        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在五四运动之前,洋务、维新、新文化等历史事件都没有被时人称作“运动”,“运动”之名乃是后人阐释与建构的结果。以近代中国发行时间最久、社会影响最广的报纸《申报》为例,对其全文检索可知,直到1935年刊载著名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该报才第一次出现“洋务运动”字样。“维新运动”最早两次使用分别在1925年和1927年,但其所指并非戊戌变法,而是指20年代的社会政治变革。直到1931年,《申报》才在简介黄遵宪生平时明确提到他是“戊戌维新运动的一员”。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其他群众性政治运动也是如此。《申报》对1900年的义和团、1903年的拒俄、1905年的抵制美货等事件都给予了密切关注和及时报道,却始终没有以“运动”名之。分别到1915年、1924年、1934年,该报才首次使用“排俄运动”(且指波斯而非中国)、“义和团运动”(介绍《向导周报》以该运动为主题的“双十特刊”)、“抵制美货运动”(称其根源在于国人因美国取缔黄色人种入境而“痛心疾首”)等说法。

        五四运动则不然。1919年5月4日的游行示威事件发生后不久,社会各界人士和各大报刊媒体便将其明确命名为“五四运动”。关于“五四运动”一词究竟起于何时,存在不同的说法。胡适在一篇很有影响的纪念文章中认为,“五四运动”是由学生领袖罗家伦在1919年5月26日最早使用的。这一天罗家伦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五四运动”的精神》一文,称“五四运动”是中国学生乃至中国国民的“创举”,将其精神概括为“学生牺牲”、“社会裁制”和“民族自决”。周策纵认为,“五四运动”一词最早出现于1919年5月18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发布的《总罢课宣言》,宣言写道:“外争国权,内除国贼,五四运动之后,学生等以此呼吁我政府而号召我国民,盖亦数矣,而未尝有纤维之效,又增其咎。”同日,该联合会致函北京报界,称其“发端于五四运动之后,为外交之声援,作政府之后盾,实寄托于国家主义精神之中”。而据后世研究者考证,该说法最早见于5月14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发布的《致各省各团体电》,电文称五四运动“实为敌忾心之激发,亦即我四千年光荣民族性之表现”。无论如何,“五四事件”发生后不久,“五四运动”的提法即在社会各界迅速流行,当无疑义。仍以《申报》为例,自1919年5月18日首次提及“五四运动”之后,凡报道及评论学生界动态均采用这一说法,到年底至少已有100余次。

         五四运动与此前文化革新运动之关系以及“新文化运动”名称之由来,可兹佐证。通常认为,始于1915年的所谓“新文化运动”乃五四运动的先声。但从媒体报道和评论来看,在1919年5月4日的事件发生之前,并没有人将陈独秀和胡适等人所倡导、以《新青年》等刊物为主要阵地的文学革新和思想解放活动称作“新文化运动”。周策纵认为,“新文化运动”的概念是在“五四事件”发生后的半年内开始流行的,1919年12月《新潮》编者在答读者问时自称“新文化运动”,此后这一说法逐渐为报刊媒体广泛采用。黄兴涛也明确指出,新文化运动并非运动兴起之初就已出现的概念,而是后来社会上和运动倡导者们自身“迟到的命名”。

        可以说,随着五四运动的影响迅速扩大并向文化教育领域延伸,“新文化运动”的说法才逐渐盛行起来。1919年9月,江苏省教育会决定以“新文化运动之种种问题及推行方法”作为当年高等及中等学校学生“演说竞进会”的主题,并于报端解释其意涵,这对“新文化运动”概念的流行发挥了重要作用。该会在11月初印发的《解释新文化运动》一文写道:“新文化运动是继续五四运动,传播新文化于全国国民的作用,其进行方向,在唤醒国民,改良社会,发展个人,增进学术,使我国社会日就进化,共和国体日形巩固”,“新文化运动,是一种社会运动、国民运动、学术思想运动”。这就明确指出了新文化运动是五四运动在文化领域的延续,而不是如通常所想象的那样,把五四运动视为新文化运动在政治领域中的延伸。未几,《世界教育新思潮》刊文称,“国民运动的倾向已从消极的而变为积极的,已从浮泛的而变为根本的”,已从“政治运动”而变为“新文化运动”,“现在各地所办的义务教育、学术演讲会、注音字母、白话文,和那各种出版物提倡社会改造和解放等等,岂不是新文化运动的起点么?”同样认为是先有政治运动,然后才有新文化运动,后者是前者的深化和拓展。“五四事件”一周年之际,郭绍虞更确凿地写道:“五四运动,确可以算是中国文化运动的起点。”先有“五四运动”后有“新文化运动”,也是许多亲历者的共同印象,如伍修权在回忆录中写道:“就在五四运动的第二年,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我竟得到了上学的机会。”

        因此,确如论者所说,只有在“新文化”真正被“运动”起来后,“新文化运动”的概念才应运而生,而五四运动正是使新文化“运动”起来的重要推动力。

二、五四运动的理念与行为特征

        甲午战败之后,群众性社会政治运动开始出现于中国,但其蔚为风潮并成为一种公认的政治实践模式以及“群众运动”概念的形成、流传和广为接受,当在五四运动之后。在客观层面,五四运动和以前的历次运动相比,确实在社会基础、组织程度、行动方式等方面呈现新的面貌。洋务运动、维新运动是由清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经济政治变革,新文化运动是由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发起的思想文化革新,社会基础相对比较狭窄,大体局限在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之列。义和团运动以底层民众为主体,但由于盲目排外、迷信愚昧、滥杀无辜等因素,各界人士对这场运动的评价长期以负面为主。拒俄运动、抵制美货运动在行为方式上和五四运动颇为相似,可以视为“五四”式群众运动的先声,但其组织程度和社会影响都和后者不可同日而语。在主观层面,如前所述,此前的运动无论在多大程度上达成目标、产生影响,都不曾使“群众运动”成为一种全国各地、朝野上下所普遍认可的行为模式,不曾造就非群众运动不足以救国救民的普遍社会舆论,这一点或许比群众运动本身针对特定诉求所取得的成效更为重要。在此意义上可以认为,尽管五四运动在社会基础及其代表性上仍有很大局限性,却的确称得上“中国群众运动的起点”,自此之后,全国性、大规模、群众性政治运动强势登上中国政治舞台,并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五四运动发生后,很快被知识界视为中国群众运动兴起的标志性事件,“群众运动”“民众运动”的用法迅速盛行起来。评论者往往一方面坦承五四运动所取得的实际成效有限,不过“免掉几个卖国的掮客”而已;另一方面则强调其历史意义远远超出实际效果,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的纯粹民意的运动发现”,拉开了“中华民国的‘新运动’”的序幕,使一般国民“于无形中得了许多新教训,养成了许多新精神”,“群众运动的权威从此就增长起来”。辛亥元老吴玉章在回忆五四运动时说道:“从前我们搞革命虽然也看到过一些群众运动的场面,但是从来没有见到过这种席卷全国的雄壮浩大的声势。在群众运动的冲击震荡下,整个中国从沉睡中复苏了,开始散发出青春的活力,一切反动腐朽的恶势力,都显得那样猥琐渺小,摇摇欲坠。”这应该在很大程度上表达了亲历其事者的共同感受。

        从运动发起者、参与者的观念与行动来看,五四运动皆呈现引人瞩目的新特征。《建设》杂志所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的看法颇有代表性。作者写道,所谓“世界历史”的实质在于“求普遍的永久的幸福的人和求一部分的一时的幸福的人战争的历史”,前者想要赢得战争,须用四种“新武器”———“大多数人”“直接运动”“公开运动”以及“用心力去抵抗武力”。五四运动正是如此,目标在求中国民族的而非一部分人的幸福,主体为多数人而非少数人,方式是直接的而非间接的、公开的而非秘密的、和平的而非暴力的,“这运动的新法,在中华民国历史上,可作开宗明义的第一章了”。

        在五四运动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可以见到种种行之有效的斗争策略和行为方式。以游行示威表达政治诉求、以不合作行为迫使政府让步、以通电或宣言阐明政治主张、在公共场所集会和演讲、成立组织以沟通协调、生动有力的宣传口号等种种做法,不一而足。相关论著对此已多有讨论。本文不拟赘述五四运动的详细过程和具体策略,仅从观念与行为相互塑造的角度,指出以下几点重要特征。

        一曰民众为政治之主体。五四运动无疑继承了传统儒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但其范围已由知识精英扩展到普通民众。学生和其他社会群体发起或参与运动,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理念,即普通民众应该关心国家事务而不能自外于政治,应该为实现其政治诉求而采取行动。1916年春,陈独秀为《青年杂志》撰文称,“吾国年来政象,唯有党派运动,而无国民运动也”,法国革命、美国独立、日本维新之所以成功,正因其为超越一党一派之上的“国民之运动”,非出于“多数国民之运动”,“其事每不易成就”,即有成就“而亦无与于国民根本之进步”。五四运动无疑大大强化了人们的这一认知,“政治是民众生活的一个要素,除了专制国及亡国外,政治未有不由民众发动的。民众就是政治的主体,离了民众即无所谓政治”;“世界上的社会,自古至今,不外一部群众运动的历史。群众运动是一种最强悍的生存竞争,群众运动打破少数强权的势力,造出多数互助的势力,打破不平等的势力,造出平等的势力”,五四运动的意义就在于促使中国的学生和商界觉悟起来、组织起来,形成“彻底觉悟的、有完备组织的一种群众运动”。

        和以往历次运动相比,五四运动参与群体的社会构成也的确要广泛和复杂得多。除了众所周知的青年学生知识群体外,政党派系中的政界群体(如研究系和国民党人)、工商团体中的商人群体(如北京和上海总商会)、以工人和农民为主的社会一般民众以及海外华侨、留学生和旅欧华工群体,都以不同方式参与了运动。因此,时人称五四运动为中国群众运动之起点,既是对其社会基础大为扩展的客观描述,也是对民众作为强有力的政治主体的主观认同。

        二曰直接行动与社会制裁。在许多人看来,五四运动最值得称道者便在于民众为爱国救国而采取“直接行动”,并对出卖国家权益的“卖国贼”施行“社会制裁”。“五四”游行的指挥者傅斯年明确说道:“若说这五四运动单是爱国运动,我便不赞一词了;我对这五四运动所以重视的,为他的出发点是直接行动,是唤起公众责任心的运动。我是绝不主张国家主义的,然而人类生活的发挥,全以责任心为基石;所以五四运动自是今后偌大的一个平民运动的最先一步。”火烧赵家楼、痛殴章宗祥的暴力行为,则被罗家伦等人称作替政府主持正义的“社会制裁”而大加赞许:“当这个乱昏昏的中国,法律既无效力,政治又复黑暗,一班卖国贼……哪知道一被手底无情的学生,把那在逃的吓得如丧家之犬,被捉的打得发昏之时,他们那时候才知道社会制裁的利害!……我敢正式告我国民道:在这无法律政治可言的时候,要想中国有转机,非实行社会制裁不可!”许多评论文章都把“社会的制裁”视为五四运动的基本特征之一,其重要性可以和“学生的自觉”“民众的运动”相提并论。

        直接行动与社会制裁的背后,蕴含着关于群众运动与当局之关系的看法。五四运动结束后,媒体上曾发生一场关于“请愿主义”的争论。张东荪主张以相对温和的请愿方式来激起群众运动,“请愿好像是花,群众运动好像是果;非请愿主义就是不要开花而要结果,实际上是很少的”。批评者则认为请愿之法可行于小国而不可行于中国,“牺牲了许多生命精神金钱,却一点效果都没有”。请愿是担心“下情壅于上闻”,而请求政府来容纳人民的意见,背后仍是依赖政府的心理;群众运动则是因为政府“悍然不顾”人民的利害,而“不得不以人民自决的意思,共同为无抵抗的运动”。这就是说,依赖于政府并与之合作的行为便不能称作群众运动,群众运动之发生,须以独立于政府甚至抗衡于政府的自决精神为前提。

        三曰公共空间与公开行动。纵观五四运动的全过程,不同群体(学生、商人、工人、华侨等)所选择的主要斗争策略是高度相似的,就是在公共之空间、采公开之行动来表达民意和实现目标。运动伊始,北京学生群体表达不满情绪和政治诉求的基本方式是游行示威,各大报刊在报道和评论“五四事件”时,往往直接称之为“示威运动”或“游行示威运动”,如《申报》报道“学界以外交失败,游行街市,作示威运动”,还有人径称“‘五四运动’的性质,就是示威运动”。游行前后和其间,学生们多次进行公开集会和演讲,在集会上散发或事后流传的宣言中也把“开国民大会”和“露天演说”作为坚持斗争、唤醒同胞的重要手段。运动中后期,各地参与者一方面继续游行、集会、讲演,一方面又加入总罢课、罢工、罢市、抵制日货等内容,共同点都是以不合作和抗争行为表达自己的诉求和决心,向政府当局施加压力,向社会各界寻求同情和支持。这些公开行动总体而言是和平的、非暴力的,所以有评论认为,五四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没有采用“暴动的行为”“骚扰的行为”,而是以“没有武器的”和平方式来表达和实现自己的诉求。但是毋庸讳言,运动中的确有暴力现象发生,尤其“五四”当天的纵火伤人行为以及参与者事后对暴力行为的辩护,在很大程度为这场极具象征意义的历史事件蒙上了一丝阴影。

        四曰有力的组织与宣传。凡运动者,皆有组织与宣传,但从程度、范围和效果来看,五四运动显然比以往的运动胜出一筹。五四运动的直接导因是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学生为反日救国而进行组织和宣传则酝酿已久。早在1918年5月反日请愿之后,便成立了留日学生救国团、少年中国学会、学生爱国会等组织,在全国范围内对学生运动进行联络、协调。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后,北京、山东、上海等地民众不仅自行动作,而且互相往来,共同商议。1919年5月3日,北京政界、商人、学生及部分军人举行多场集会,国民外交会敦请政府在外交上采取最强硬的态度,学界大会则决定各学校于次日游街示威。4日上午再开学生代表会,议决拍电国内外、召开国民大会、组织北京学生对外机构、游行示威路线等重要事项。6月初,上海的罢工、罢市也和上海学联、上海商会、江苏省教育会以及运动中成立的全国各界联合会等组织密切相关。在运动中发挥作用的既有各地学生救国会这样的大型化联合组织,也有新潮社、国民社、平民教育讲演团、少年中国学会等数十人到百余人的小团体,乃至同言社、工学会、共学会等人数更少并有秘密行动色彩的激进团体。

        五四运动既以直接行动、公开行动为宗旨,参与者自然要以各种方式宣传自己的观点和诉求。前述游行示威、公开集会与演讲无疑具有显著的宣传效果,除此之外,标语、口号、传单、公告、宣言、通电、报刊文章、小册子等也都是表达政治主张的有效工具。据记载,5月4日当天的游行队伍中人人手执白旗,打出了形形色色的口号:有的直接提出诉求,如“还我青岛”“取消二十一款”“外争主权,内除国贼”;有的表达斗争决心,如“不复青岛宁死”“头可断青岛不可失”“誓死不承认军事协定”;有的针对具体当事人,如“诛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日本人之孝子贤孙四大金刚三上将”;还有英文、法文标语和许多“很有刺激力量”的图画。游行中散发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传单,更慷慨激昂地写道:“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简洁、生动、有力的宣传口号伴随着运动始终,栩栩如生地展现了群众运动的特色和魅力。

        五曰力求“根本之解决”。余英时曾对五四运动以来的激进主义思想进行反思。林毓生亦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以激进姿态“全盘反传统”之时,却继承了来自传统的“借思想文化解决问题”的“一元化”“整体观”思维方式。1920年底《兴华》周刊上的一篇评论文章,形象地表达了这种思维方式:“这种群众运动,固是极好的现象,惜乎现在的群众总是枝枝节节为之,与改造国家的根本问题,还是距离甚远。人说零碎解决不如总解决,其实零碎解决简直等于未曾解决。即如五四运动,闹到罢学罢工罢市,才将曹陆章免职,但是曹陆章虽然免职,曹陆章以外的卖国贼又继起把持政权……譬如医者治病,只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从除去病根下手,即或头脚暂时治愈,不久仍要百病齐发,不可救药。所以群众救国,但凭一枝一节的运动决不能达到目的,要望远到救国目的,非由民众自动自决,推倒官僚军阀,实行根本改造不可。”五四运动以轰轰烈烈之势展开,所取得的直接成效却十分有限,无疑进一步强化了精英与民众政治问题不能修修补补而应求得根本解决的心态。征诸后来波澜起伏的政治革命与社会变迁,这种激进心态不仅体现在思想/观念层面,更在行动/实践层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上述各点,未必都是五四运动所特有或首创。民众参与、组织宣传、直接行动、公开行动等,在此前的拒俄运动、抵制美货运动、保路运动中多少都有所体现。所以有些学者认为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被拔高了,不同意将其作为中国民众运动的开端。如有研究者主张,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才应该被视作“民众运动的起源”,理由大致有二:一是抵制美货运动是第一次吸引各个社会阶层在同一时间的不同城市广泛参与的排外运动,二是五四运动在宣传手法和动员策略上继承、借鉴了1905年运动的某些方面。这两点看法大体是成立的,但因此而否认“五四”的开创性意义,恐有草率之嫌。五四运动的独特价值,一在其范围与影响之大,二在其认知和接受之广。恰如曾琦所说,“五四以前非无局部的国民,如湖南之‘抗租运动’、四川之‘保路运动’,要皆限一地,不能影响全国。而五四运动则一隅发难,全国响应,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全国一致反抗政府,如此始可谓真正的普遍的国民运动”,所以他坚持认为“五四运动为国民运动之开始”。更重要的是,尽管历次运动都在某种程度上呈现这些特征,但是“民众就是政治的主体”、“民众自动自决”乃救国之本、民众可以替代政府施行“社会制裁”、政治问题须求“根本改造”之类的理念,的确要到五四运动发生后方成为社会各界之共识。因此,时人称五四运动为“中国群众运动的起点”,并非无因。

三、国耻、救亡与群众运动

         源自德国的概念史(conceptual history)研究有一个著名的“鞍形期”(saddle period)假设,即1750年至1850年是德国乃至欧洲社会发生急剧变迁、概念范畴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进而导致现代知识体系形成的关键时期。1901年,梁启超提出“过渡时代论”,称中国“实如驾一扁舟,初离海岸线而放于中流,即俗语所谓两头不到岸之时也”,无论政治、学术抑或道德,皆处于过渡时代。然则,近代中国的过渡时代,究竟起讫于何时?王尔敏认为,1840年到1900年是酝酿中国近代思想的过渡期。张灏则把1895年至1925年称为中国近代思想的“转型时代”,即“由传统过渡到现代思潮承先启后的关键时期”:一方面,西方文化真正形成广泛而深入的冲击并造成全国性的影响始于转型时代;另一方面,转型时代出现的一些思想模式不仅对于当时而且对于整个20世纪的中国都很有代表性。王汎森指出,正是在这30年间,形形色色的“主义”概念逐步发展成异常强大的新政治思想论述,终于导致“主义时代”之来临。在笔者看来,正是在同样的时代背景和历史脉络中,群众运动逐渐在近代中国兴起和盛行,并成为20世纪中国社会政治变革的主要形式,此即本文所称之“运动时代”。

        中国近代思想的转型以及“主义”与“运动”的盛行之所以发生于1895年到1925年(从“甲午”到“五卅”),与两个重要因素密切相关:一是国耻事件和救亡图存成为社会之焦点,二是社会政治问题成为时代之重心。

        美国汉学界长期认为,中国是在西方列强的冲击和挑战下被迫走上近代化道路的,一些中国学者也认可中国被西方坚船利炮“轰出中世纪”的说法。所谓“冲击—回应”模式后来遭到“帝国主义论”“世界体系论”“中国中心观”等新解释范式的挑战,然而中国近代社会政治变迁深受西方因素之影响是不争的事实。不过和一般人的印象不同,尽管鸦片战争强行打开中国大门并使其社会性质开始发生变化,但是西方对于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深远影响,尤其在激发民族主义、提供政治模式、促动政治变革等方面的影响,都不是在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之后即刻显现出来的。征诸报刊、档案、日记、文集等历史资料,真正对朝野上下产生振聋发聩之刺激进而改变中国政治发展走向的历史事件,乃是1895年甲午战争的失败。败于“蕞尔小国”和不平等条约的强力刺激,重塑了政学各界的历史认知和世界想象,激发了朝野上下日益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进而推动中国在世纪之交进入思想转型和政治变革的关键时期。戊戌维新、清末新政、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以及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了回应甲午战败后不断强化的救亡压力。

        由此,以救亡图存为根本目标的社会政治问题迅速成为“时代之重心”。“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中心的一环,都有这种为时代所规定的特色所在”,近代中国的中心环节就是“社会政治问题”,尖锐而持续的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使人们将注意力投放到“当前急迫的社会政治问题的研究讨论和实践活动中”。辛亥革命和帝制终结之后,知识精英一度认为政治变革已经告一段落,接下来应当致力于思想启蒙和文化重建。陈独秀于1915年创办《青年杂志》时,一方面主张“由专制政治,趋于自由政治;由个人政治,趋于国民政治;由官僚政治,趋于自治政治”是“立宪制之潮流”“世界系之轨道”;另一方面却不以实际介入政治活动为己任,反而强调道德伦理对于政治之影响,断言“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五四运动后,社会政治问题重新成为知识精英瞩目的焦点,进而蔓延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议题。1919年12月,陈独秀为《新青年》起草“本志宣言”,一改几年前不介入政治的立场,不但“承认政治是一种重要的公共生活”,而且明确宣称,“我们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社会改造,和过去及现在各派政党,绝对断绝关系”。在投身民众运动和社会改造的过程中,爱国、救亡、革命等现实诉求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迅速上升,而民主、科学、自由等启蒙价值被暂时悬置起来,“这种以启蒙为目标、以批判旧传统为特色的新文化运动,在适当条件下遇上批判旧政权的政治运动时,两者便极易一拍即合,彼此支援,而造成浩大的声势”。

        回顾世纪之交的中国历史进程,可以看到一条清晰可辨的线索,即国耻事件—民族主义—群众运动三者相互缠绕、不断推进,以群众运动之方法实现救亡图存之目标,日益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

        1895年,中国败于日本后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引发朝野震惊,国耻意识开始广泛蔓延,种种国耻言说也在报刊上出现和流行。1897年,清宗室寿富和康有为等人在北京发起知耻学会,梁启超、寿富分别为其撰写“叙”和“后叙”,号召国人知耻、自强以应对日益严重之外患。先后在香港、上海等地发表的政治漫画《时局全图》,更以最直观、醒目的方式,将中国面临瓜分豆剖之危局呈现于国人眼中,使国耻意识进一步发展与传播。正是在国耻意识和救亡热情的引领下,精英分子(包括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底层民众先后发起了戊戌维新运动和义和团运动。

        1903年,沙俄撕毁中俄《东三省交收条约》,向中国东北增兵并提出“七项要求”,激起各地民众极大愤慨,上海、北京、湖北、江西乃至东京等地纷纷集会抗议,发起“拒俄运动”,留日学生并成立“拒俄义勇军”,派代表回国要求赴东北抗俄。拒俄运动使长期处于分离状态的趋新人士与广大民众“在观念和行动上开始寻求合拍”,促成了“中等社会的自觉”,在近代中国史上有着“分水岭式的重要地位”。但总体看来,拒俄运动以及同年因《苏报》案引发的城市抗议活动,还是以知识分子和激进学生为主力军,其他社会团体只是偶有参与,因而“还不能算作是后来数十年间陆续发生的抵制运动的原型”。

        1905年,因不平等条约《中美会订限制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条款》期满,美国政府拒绝改约,引发上海、广州等地民众及新加坡、马来亚等国华人社群的抵制美货运动。这场抵制运动呈现和早先的抗争事件不同的特征,它既不像公车上书、戊戌变法那样由精英分子领导,也不像义和团运动那样由愤怒的“暴民”发起,而是由绅商、知识分子、低阶官员、学生和劳工等社会阶层广泛参与的民众运动。这一年还发生了留日学生抵制日本文部省《清韩留学生取缔规则》而全体罢课的抗争事件,陈天华蹈海自杀,全体学生归国,并于翌年成立中国公学,民族情绪高涨。

        帝制终结、民国肇造之后,则以1915年的“五七”“五九”、1919年的“五四”、1925年的“五卅”三大事件,影响最为广泛和深远,共同特征仍是以国耻事件为直接导因,在全国范围内激起民族主义情绪,进而引发大规模的民众抗争运动。巧合的是,这些事件都发生在5月,加上国际劳动节、马克思诞辰等纪念日,瞿秋白曾发现5月是中国国耻和革命纪念日最集中的月份,热情地称之为“革命的五月”。

        1915年5月7日,日本政府提出严重破坏中国主权的“二十一条”要求。5月9日,袁世凯表示接受。消息传出,国人皆视为奇耻大辱。青年毛泽东深受刺激,写下十六字以明志:“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事件发生不久,以国耻为主题的著作、地图、小册子等纷纷出版,引起社会公众极大反响。将“五七”“五九”及其他国耻事件的特定日期称作“国耻日”自此成为惯例,每逢其时,社会各界都会以通电、宣言、集会、游行等方式进行纪念。“二十一条”事件所引发的国耻纪念运动,为五四运动的爆发埋下了伏笔,其间涌现出来并不断发酵的反日、反军阀思潮,最终演变为五四运动中“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著名口号。

        五四运动后,形形色色的群众运动迅速高涨,以群众运动救亡图存的观念亦迅速普及。及至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进一步凸显,群众运动也在党组织的宣传、动员、引导之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921年11月,中共中央发布通告,以“劳动运动”“青年及妇女运动”为党的重要工作。次年6月,陈独秀向共产国际汇报,将上海、北京、广东、汉口、长沙、浙江等地发生的罢工和组织工会等活动称为“劳动运动”。1922年9月在上海创办的《向导》周报,很快成为中共宣传和发动群众运动的重要阵地,从创刊到1927年8月停刊共出201期,刊载关于工农运动的文章200余篇。1923年,中共三大召开,确立与国民党合作的方针,将“排除外力及军阀”的“国民运动”作为主要任务,并通过关于“劳动运动”“妇女运动”“青年运动”的议决案。在此后的革命进程中,发动群众、开展群众运动始终是中共的工作重心所在,党内文件随处可见形形色色的“运动”,诸如“群众运动”“民众运动”“国民运动”“劳动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妇女运动”“青年运动”等,名目之多,难以尽述。历史教科书在评价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时,除了反帝爱国之外,还会强调它“促进了中国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准备”,因而“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从“五四”所开创的群众运动传统之于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重要意义来看,这一评价也是成立的。

        1925年发生的五卅惨案和五卅运动,则将国人的国耻意识和反帝情绪推向了高潮,也使群众运动的理念与实践进一步高涨。事件的起因是5月15日中国工人顾正红被日本职员枪杀,上海工人愤而罢工。30日,工人、学生数千人在上海租界举行反帝游行和演讲,英国巡捕开枪射击,打死十余人,打伤数十人,逮捕100多人,是为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五卅惨案本是在纪念“五七”国耻的背景下发生的,涉及日、英二强国的在华暴行,两大国耻事件交叠累积,激起前所未有的反帝热潮,引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民众反帝运动。在中共的领导和推动下,五卅运动迅速席卷全国,从工人扩展到学生、商人、市民、农民等社会各阶层,从上海扩展到全国各地,先后有25个省、600多个市县、1700多万民众直接投入反帝运动。如时人所说,五卅运动促使中国的反帝运动迅速扩大、各阶级的反帝联合战线迅速巩固,造成了一个空前的、遍及全国的、“自觉的和有组织的民族解放运动”,标志着中国历史上一个新时期———“国民革命”———的开端。

        “主义”概念的形成与传播,经历了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普通民众登上政治舞台、群众运动成为至关重要的政治实践模式,同样有其酝酿和发展的脉络。大致说来,甲午战败为其诱因,经拒俄运动、抵制美货运动、保路运动、“五七”“五九”纪念等事件的不断操演和发展,至五四运动实现了由量变到质变的转折,最终在五卅运动中达到最高潮。“由观念变迁、宣扬西化,到开始从实践中改变行为、创造模式,正是五四新一代青年的特征之一”。在“运动时代”之来临的历史剧中,五四运动便是这承上启下的关键节点,“自民国成立以来,先五四发生之种种运动,不知凡几,后五四发生之种种运动,又不知凡几,然吾人均不复忆之,而独念念不忘五四运动。此无他,盖五四运动,自有其可贵之价值与夫特有之意义在焉”。信哉斯言。

四、“五四”与中国的政治现代性

        以“主义时代”来描述世纪之交中国社会政治思潮的新特征,体现了思想史家的深邃洞见。然而,细细体察那个风云变幻、波澜壮阔的年代,“主义时代”绝非如天外飞仙般凭空和独自降临,而是在近代中国独特的历史情境中,与“群众时代”“运动时代”携手而至的。

        1895年,法国人勒庞(Gustave Le Bon)忧心忡忡地预告了群众时代的来临:“当我们悠久的信仰崩塌消亡之时,当古老的社会柱石一根又一根倾倒之时,群众的势力便成为唯一无可匹敌的力量,而且它的声势还会不断壮大。我们就要进入的时代,千真万确将是一个群众的时代。”20世纪初,以勒庞为代表的群众心理学和马克思所开创的唯物史观先后传入中国,并与中国传统的群众意涵发生碰撞与融合:一方面,“群众心理”代表了个性泯灭、理性丧失、易受蛊惑的消极群众形象;另一方面,“群众运动”则表征着备受压迫、奋起抗争、勇于牺牲的积极群众形象。民国时期,“五七”“五四”“五卅”三场运动相继发生,强有力地见证了“群众时代”与“运动时代”在中国的来临。直到抗战正酣的1939年,蒋介石仍将当前所处的时代称为“群众本位的时代”。

       “主义”(-ism)作为政治价值概念的常用后缀,往往带有“至上”的意涵,其实质便是通常所说的“意识形态”(ideology)。它可以理解为一种观念科学、一种使世界更易于理解的解释性框架、一种“世俗宗教”、一种基于理性主义的抽象思想体系,或如马克思所说,一种统治阶级用于支配被统治阶级的“虚假意识”。一些当代政治理论家则更愿意把意识形态视为一种具有“行动导向”(action-orientated)的观念体系,它不仅描述和解释现实,而且提供一个美好的未来以及提出“达成目标所必须实行的明确步骤”。相应地,意识形态往往又具有“群众导向”(mass-orientated),以群众为动员对象,用一般人能够理解的简单语词来陈述,以“鼓舞人们尽最大的努力来达成意识形态所设定的目标”。换言之,思想/观念与行动/实践相表里,解释世界的意识形态(“主义”)与改造世界的政治实践(“运动”)之间存在显著的亲缘关系。

        对于世纪之交的中国来说,如果说“主义”盛行标志着中国现代思想的一个“关键性转折”,那么群众运动的出现和普及,则彰显了中国政治在行动或实践层面的重要转型。近代中国思想的发展与国难和救国的迫切要求密切相关,在此情形下形成了两个重要的思想旋律:一是群体化、组织化,由“群”→“社会”→“团体”→“党”;二是寻找一种义理,一步步将它扩展为包罗一切的中心思想。从行动领域来看,群众运动逐步成为主导性的政治实践形态并为国人所广泛接受,首先也是由国难与救国的巨大压力所致。“主义”在思想领域、“运动”在行动领域的分别盛行是相互促进的过程,在时间阶段上也具有同步性。

        声势浩大、席卷全国且长期延续的群众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政治的整体面貌。群众运动所代表的政治景观,既非传统帝制时代的专制政治、宫廷政治,也不同于近代西方的选举政治、圆桌政治,而是一种基于精英与民众之辩证关系的广场政治、街头政治,其间蕴含着十分重要且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假设:政治舞台上的主角是人民群众而非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但人民群众又离不开精英(以及由精英创建和领导的现代政党)的“代表”和“唤醒”。政治现代性的发生,意味着政治结构的根本性变革和政治主体的实质性转换。传统政治通常呈现为以君主权力为核心的金字塔式等级结构,现代政治则是秉承“理性”和“祛魅”的原则,在君主专制制度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主权在民”对“主权在君”的终极置换,成为政治现代性自我奠基的关键环节。在近代中国和东亚的政治变迁中,同样可以看到这一主体置换的过程。但是和西欧国家相比,中国的情形更为复杂,现代国家建构不是一个原发、内生的过程,而是发轫于西方和日本的侵略以及国人的被动回应,人民取代君主成为政治主体的过程也始终与救亡图存的诉求、民族主义的成长密不可分。从而,“人民”不仅仅是作为君主的对立物而存在,而是与“国民”“群众”等意涵相近的概念共同构成了一个表征现代政治主体的概念丛。“运动时代”之来临,不仅与“主义”话语相互支撑,也和“群众”“民众”登上政治舞台密不可分。五四运动既是“群众”积极意涵得以彰显的契机,又是“运动”主导政治实践的转折点,显然并非偶然:群众的广泛参与使运动成为可能,运动又为群众提供了施展身手的空间。

        简言之,自甲午战争之后的30年,见证了近代中国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的急剧变迁。群众登上政治舞台、主义引领政治思潮、运动彰显政治实践乃是齐头并进且相互推动的三个面相。或者说,政治观念转型的“主义时代”、政治主体转换的“群众时代”、政治实践革新的“运动时代”是联袂降临到近代中国的。从1895年开始,种种国耻事件不断累积,一再激发国人的救亡意识和民族情感,在强烈而持久的救亡图存压力下,“主义”话语和群众运动作为有效的思想和行动武器得以形成、强化和传播。五四运动的发生和扩散,将这一交互缠绕的发展脉络推向了由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代表和唤醒人民群众,以主义解释世界,以运动改造世界,逐渐成为各种新兴政治力量共享的行为模式,为此后数十年中国的社会政治变迁奠定了基础,也由此塑造了一种独具中国特色的另类政治现代性。五四运动过去100年了,对五四运动的研究、阐释和反思仍是中外学界常谈常新的话题,人们既为“五四”先贤的救国情怀和启蒙精神所鼓舞,又对群众运动中潜藏的负面影响和破坏力量而感到忧虑。无论如何,五四运动在政治主体、思想观念、行为模式诸方面所塑造的政治现代性,迄今仍在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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